谭震林他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从不以权谋私，几十年身为副国家级领导人家里却没有一人当官。

谭震林与家人在一起

　　求知若渴，学无止境  

　　在儿女的眼中，谭震林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只上过几年私塾的谭震林，在他早年的一篇自传式文章《我的学徒生活》中，他回忆道：他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还抓紧时间，在煤油灯下看各种各样的书籍。那些书多半是旧小说。他晚上从书架上把书拿到手，在第二天一清早就悄悄地放回书架子上去。即使没有看完，也只能到第二天晚上再偷偷去取下来接着看。他看书的时候，要十分小心保持清洁，不发生一点折皱损伤，只有这样老板才会看不出来。

　　60年代，党中央号召他们这层领导要学点外语。当时谭震林已60多岁，但他还顽强地从A、B、C念起，用他那浓重的乡音读单词、念句子。这种求知若渴的学习精神伴随了谭震林一生，也深深影响着他的儿女。　　 

　　艰苦朴素，严于律己  

　　解放初期，谭震林多次强调：“我们今天是接管杭州，不是钻进杭州！”“我们同旧人员接近，要向他们学习的是技术，而不是腐化生活。”不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欣欣向荣的建设时期，在餐桌上，只要有豆豉、辣子这样的家乡菜，他就很高兴。跟随他多年的炊事员胡阿三很感慨地说过，首长最好照顾。

　　谭震林身边总有一个针线包，每次做衣服裁剪下来的零料，他都要一一包藏起来。有人要用时，他便会帮着在所藏的包里找出一小块一小块的零料来。

　　谭震林家有一把用来待客的茶壶，盖子不慎摔破了，工作人员提出换一只壶盖，而他不同意，说：“用胶布粘一粘还可以用嘛！”就这样，这只茶壶盖换了几次胶布，一直用到他去世。 

　　公私分明，约束家人  

　　建国初期，谭震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分别20多年的几个兄弟先后与谭震林联络上了。老四谭云，解放前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干了10余年，1949年杭州解放时他随部队起义。谭震林根据党的政策，安排他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弟弟不同意，要求到公安部门去当干部。谭震林严肃地说:“你不能搞特殊，按规定当干部不行，当公安干部更不行!”

　　谭云见当“官”的要求没有被答应，回去以后又和军管会的同志大吵了一场。军管会的领导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拍案而起:“你们给我把他关起来!”后来，谭云向兄长承认了错误。不久，军管会按照谭震林的要求，把弟弟安排在某工厂当工人，一直干到退休。

　　部队刚刚进城，他的孩子还小。小孩上幼儿园，与他上班同路。本来也是可以顺路用车带去的，但他绝不让用小车接送，坚持要工作人员用三轮车接送，即使下雨也不准用小车。解放初期在杭州是这样，后来到了上海、到了北京仍是这样，公私分明。

　　谭震林大女儿刚参加工作不久，单位要求登记父母的级别和工资待遇，因为不知道，他便回家去问题父母。谭震林顿时板起了面孔，斥责道：“你问这些干什么？”据他的儿女回忆，谭震林常对他们讲：一个人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是好是坏都是你们自己的事。

　　1982年，谭震林80寿辰之时，弟弟谭德尘特地赶往北京看望。他发现哥哥和嫂子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儿女又都不能在身边照顾，便主动提出，让自己刚刚高中毕业的孙女进京服侍，谭震林当场应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谭震林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对弟弟说：“七弟，我们就算要人服侍，应该由组织上安排，我们不能自己安排自己的亲人，别人不清楚，还认为我们是想把侄孙女通过这个渠道转城市户口呢。”

　　谭震林的几个子女，也没有一个当官、发财的；“最有出息”的，当是长女谭泾远。她在60年代从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毕业后，长期在科研单位工作，1980年才调入中国科协工作，不是去机关，而是中国科技馆；1992年才被组织上安排为科协综合计划局局长。此时，谭震林已去世近十年了，对此谭震林一个女儿说：“只要我爸爸还活着，我大姐是不可能当局长的。”谭家“次有出息”的，当是儿子谭晓光。他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的毕业生，一直在北京市气象研究所当研究员，中央气象局多次要调他去，他都没去，退休时还是研究员，也是国家级气象专家，成为全家人的骄傲。其他四个子女，也都是学技术的，无人当官。参考资料：《回忆谭震林》（主编：金治，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情系桑梓》（编：中共攸县委员会，出版：光明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