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80后”，今年85岁，2004年从湖南科技大学退休后和老伴杨莲金定居家乡攸县石羊塘镇。十多年来，我彻底放下干部、教师的身段，以农民“自居”。在家乡，大家看见我，老远就叫我“教授”，而我总是回答“我如今不是教授，而是受教”。回到农村什么都不懂，都得从头学起，我真的是“受教”，受农民之教。因此，我和家乡人民之间的距离自然消失了，和他们相处十分和谐。慢慢地，我们还一起做了一些事情。想不到，我们做的这点本来并不起眼的事情，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和关注。

　　因地制宜建场地。农民种粮食，我就“种文化”，用文化知识回报家乡。政府的支持毕竟有限，钱少了怎么办?我不等不靠，发动群众筹集之外，还多方通过分布在各地的学生筹集资金十来万元，购置了被闲置的百年老屋六间，搭建近百平方米钢架风雨棚，进行修缮装饰，用作图书室、阅览室、教室、游艺室，将废弃的晒谷坪修筑成水泥球场，安装了篮球架和健身器材。场地建成后，2009年成立文体队，我老伴杨莲金懂得一些保健知识，她开办起了保健班，除了大忙季节，大家都聚在一起做操、打拳、练功、跳舞，十年来从未间断。87岁的武观秀老太太说:“天天这样搞，蛮舒服，腰腿也不痛了。”

　　因人设点办书屋。我们村的农家书屋在村部，距离高桥屋场两公里，高桥屋场常住人口也有200多人，何不自办一个书屋？2009年初，我与老伴带头集资，修葺自家祖屋，搭起钢架雨棚，并向我的学生发出帮助我们自办农家书屋的呼吁，不少学生热烈响应，一下子就筹集了2000多册图书。县图书馆给书屋送来了17大包图书、两个书架和一张阅览桌，高桥农家书屋就这样正式挂牌建起来了。2016年，在书屋运行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邻村的孩子借书难，何不把图书送过去，让他们可以随时借阅？于是，我们决定根据居民较集中、有热心人管理、能无偿提供场地的条件，在周边村组精心选择和设立借阅分点，先从高桥书屋挑选200本图书，在界市村搞试点。试点成功后，又把原谭家垅村农家书屋的图书一分为二，接着又把南田村设在夏家祠堂农家书屋的图书也一分为二，分别送到南田村部一楼和荷叶塘组，广受欢迎，有人幽默地称之为“书屋下蛋”，下了个“五黄蛋”。2018年，高桥农家书屋获得第七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因材施教办学校。如今农村留守儿童多，一放假，孩子们无所事事，还可能学坏。针对这种情况，2011年，我们把附近的留守儿童组织起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开设作文、书法、绘画等课程，邀请大学生义务支教，效果很好。2014年，湖南科技大学确定我们村为社会实践基地，每年暑假都会派一批学生来支教。2018年报名入学人数达到313人，因考虑到安全等因素，2019年缩小了规模，但仍有286人报名学习。留守儿童子杰的奶奶说：“以前我一个人在家带着孙子，孙子天天只知道追赶打闹还玩水，让我操碎了心。现在可好了，他参加了假期免费学习班，学习成绩也有很大的进步，还发了进步奖状呢。”

　　作为一名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做这些事不是为了荣誉，而是出于一种内心的情感。这是一种对家乡养育之恩的反哺之情、感恩之情。今年，我又成为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这对我更是一种鞭策，“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我将继续坚定为乡村文化振兴用一份情、出一份力、做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