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烈士”一词，分量千钧。9月30日，烈士纪念日。

　　在株洲民间，有人正在整理着烈士的故事，并想着日后向更多人讲述；有人在为了死去的外祖母，冲破时间的束缚，争取一个烈士遗属的名分；也有人在默默地打扫着烈士墓，准备迎接新一批瞻仰者的到来……

　　回望腥风血雨，我们深深懂得：认同英雄，就是认同正确的价值观；追随英雄，就是追随真善美；颂扬英雄，就是颂扬正能量。无论时代怎样变化，英雄始终是我们内心的坚守、追随的真理、讴歌的对象。

小学生在罗哲烈士墓畔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资料图）图片来源：株洲日报

　　这群志愿者，用故事留住烈士记忆

　　“烈士的故事，应该被我们长久记忆。”9月29日，湖湘文化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彭水明等人，正忙着对“一些故事做最后完善”。

　　今年，得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联合红网举办“讲文物故事，知家乡历史--首届湖南文物价值解读与传播大赛”，彭水明等人想到，株洲有不少文物级烈士墓、革命旧址，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烈士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或者“存在错漏”。就这样，从6月开始，彭水明等人就着手整理部分株洲烈士的故事。

　　 为讲好罗哲烈士故事，赴武汉调查

　　“罗哲曾跟毛泽东住在一起，不可能吧？”在多次义务宣传罗哲烈士的事迹时，彭水明等志愿者遭到了一些听众的“质疑”。

　　“年代久远，许多人都不怎么相信。”彭水明告诉记者，实际上，坐落在天元区的罗哲烈士墓，墓碑阴刻的“罗哲烈士之墓”六字就是毛泽东主席手书的，墓志则记载了罗哲烈士的生平事迹。

　　罗哲是天元区高塘村人。1918年，16岁的罗哲参加革命，并以新民学会等为阵地，领导工人、学生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由于出众的才华和组织能力，罗哲在革命浪潮中逐渐崭露头角，并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1928年7月25日，因叛徒出卖，罗哲在湘潭被国民党逮捕，当年10月英勇就义。

　　为了找到罗哲与毛泽东等人曾在一起工作的实物证据，彭水明及罗哲烈士后人多次前往罗哲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实地走访，在武汉督府堤（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在这里写就），他们终于看到了相关详细记载及实物。

　　“罗哲用过的桌子、床等，都有标牌，有些是复原的，但都是当时的式样。”罗哲侄孙罗首章告诉记者，“实际上，在罗哲生前与战友工作过的多个地方，都建起了纪念馆，不少地方甚至有他们当年留下的遗物、照片等。”

　　讲好烈士故事，志愿者要当“专业讲解员”

　　除了罗哲烈士的故事，革命烈士汪先宗、汪起凤（女）在中共八叠党支部开展革命工作的故事，也是志愿者此次整理、完善的重点。

　　位于芦淞区枫溪街道（原曲尺乡）燎原村的中共早期农村党支部--八叠党支部，先后有革命烈士汪先宗、汪起凤等在这里活动过。而两位烈士的墓，也在八叠党支部旧址200米外的山脚下。

　　“目前，株洲市相关部门正准备对八叠党支部旧址按照汪家祠堂族谱原图启动恢复保护修缮工程。我们就想，怎样把八叠党支部旧址与周边的几个烈士墓中埋葬的先驱连成一体，形成株洲市又一个精品红色文化旅游景点？”为此，彭水明等人开始了艰辛的资料收集过程。

　　“到党史材料中寻找资料，一些中共早期的文件中，也发现了不少线索。”彭水明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已整理的近万字的“二汪故事”，两位革命烈士的形象日益丰满。

　　“市里相关部门得知我们在做这一项工作后，组织我们一批志愿者进行了专业讲解员培训。”彭水明告诉记者，不久的将来，志愿者们将拿着他们整理的详细烈士故事，在烈士墓、烈士活动旧址等地，“开展义务讲解活动，以专业姿态，讲述烈士故事，教育后人。”

　  这些村民，守护的是一笔精神财富

　　在株洲市，经民政部门统计在册的烈士就有18000多人，他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近年来，随着政府、民间的抢救性发掘、保护，不少烈士墓、烈士故居得以发现、保存了下来，不少村民，义务为长眠的先烈守墓。

　　村民守护英雄墓

　　每到清明节、烈士纪念日前夕，家住荷塘区仙庾镇三八村沙里组的毛健明老人，都会去家附近的刘劭民烈士墓看看，“除除草，清理下。”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刘劭民以特派员身份到湘西凤凰开展党务工作，秘密吸收了不少进步人士入党。在刘劭民的领导下，凤凰县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1927年，年仅23岁的刘劭民牺牲后，家人在当地党组织的掩护下，将其带回故土安葬。

　　在村里主干道旁，一块写有“刘劭民烈士墓”的指路牌将记者引至了刘劭民烈士墓前。毛健明告诉记者，早年，这里荒草丛生、一片破败，后经村民呼吁、多方筹款，终于修缮成了现在的样子，“村民很骄傲这里埋葬着一位英雄，镇里的中小学也常常组织学生前来祭扫。对于沙里村，刘劭民烈士墓是一笔精神财富。”

　　6旬老人义务守墓30年

　　算下来，家住株洲云龙示范区龙头铺镇抗日阵亡将士墓附近的村民杨高望，已默默当了30年的守墓人了。

　　史料记载，1941年，日军进犯长沙，从浏阳迂回株洲，打仗的时候，村民们躲进山里，打完仗，村民将散落的数百具阵亡将士遗体收集起来，集体埋葬。

　　“1986年，我31岁，家里建房时，乡干部随口说了句要我守好这个墓。”杨高望说，因为家住附近，30年来，他就义务当起了将士墓的守墓人，杂草长了就砍，有人来祭拜就跟随指路、讲解，“感觉在做一件很小的事情。”

　　杨高望20岁当兵，在新疆一个屯修筑军事防御工事，也曾一次次满含泪水送别过牺牲的战友。“英雄始终是英雄，为他们守墓，也是我作为一名退伍军人的责任。”

　　这个家庭，只为烈属荣光

　　9月30日，对于醴陵市老人凌帮正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他终于可以在这个烈士纪念日，给远去的外祖母一个交代了。

　　凌帮正今年73岁，系革命烈士阳之开的曾外孙。可不知为何，外祖母阳明福却并未登记为烈士遗属。

　　“在我心中，我的外曾祖父是光荣的革命烈士，而外祖母作为烈士的女儿，就应该是烈属。烈属光荣，这个名分应该给她。”凌帮正认为。

　　为了补登外祖母的烈属身份，凌帮正开始四处收集资料，并在今年初，最终通过一场行政诉讼，为早已去世的外祖母争得了烈属名分。

　　外祖母未能登记为烈属，成为家人的遗憾

　　根据湖南省革命烈士编制委员会编制的《湖南省烈士英名录》第五卷484页中记录：革命烈士阳之开生于1887年，系醴陵城关镇中心街人，20岁左右即开始在醴陵城关镇一带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醴陵县城关区缝纽业工会理事长。1928年10月，阳之开在醴陵县城北门被杀害，时年41岁。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阳之开被评为革命烈士并进行了烈属登记。

　　凌帮正告诉记者，从小，他就听家里人讲外曾祖父的故事，“在他牺牲的那个年代，醴陵有不少有志青年参加革命，我从小就为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外曾祖父而感到自豪。”

　　然而，1987年，凌帮正得知1956年进行的烈属登记中，没有外祖母阳明福，只登记了阳之开的弟弟阳之葵、阳之秀、阳之儒。

　　当时，外祖母阳明福已于1958年去世，但凌帮正的母亲等人仍对此“耿耿于怀”。“外曾祖父去世后，作为家中长独女，外祖母独立支撑家庭，后又将几个孩子拉扯长大，受尽辛苦，‘烈属’这个名分应该给她。”凌帮正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1999年去世时，“外祖母这件事，成了母亲永远的遗憾。”

　　年代久远，认定已离世老人系烈属存困难

　　“人老多情。”凌帮正告诉记者，为了缅怀外曾祖父、给外祖母一个交代，也为了实现自己母亲生前的心愿，2009年，他开始多方收集资料，希望已经离世的外祖母，能登记为烈属。

　　“阳之开烈士之女阳明福未登记为烈属，醴陵市革命烈士登记表只登记了阳之开之弟弟阳之葵、阳之秀、阳之儒为烈属，烈属登记存在错登、漏登问题。”2009年，凌帮正将此事反映到了醴陵市民政局。

　　由于年代久远，相关资料难考证，醴陵市民政局在当时的回复中，未能纠正这一漏登行为。因根据1979年《醴陵县革命烈属登记表》的记录记载，革命烈士阳之开1928年在醴陵县城关镇北门被杀害，当时登记的烈属仅有其弟阳之葵，没有登记阳之开烈士有直系亲属。

　　2013年，在省民政厅中的一份信件答复中，也明确应首先核查革命烈士阳之开是否有女儿系亲生，并嘱托醴陵市民政局办理。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直到去年，阳明福也未能登记为烈属。

　　不求任何利益，仅为烈属荣光

　　万般无奈中，去年5月，72岁的凌帮正开始尝试提起行政诉讼，以理清这其中的关系。为此，他起诉醴陵市民政局，诉请该局履行法定职责，为阳之开烈士之女阳明福补办烈属登记，并撤销原阳之开烈士档案信息中错误登记烈属的内容。

　　此案经一审、二审、再审后，今年初，法院对该案作出裁决。审理法院最终认为，凌帮正诉求未超过法定起诉时效，醴陵市民政局应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目前，醴陵市民政局方面已认可了外祖母的烈属身份，但由于外祖母已去世多年，相关补登手续办完可能还要有一个过程。”凌帮正说，这件事办到现在，他自己是基本满意了，“一些人觉得，为死去的外祖母争一个烈属‘名分’，很奇怪。”凌帮正告诉记者，他确实知道，争取到烈属名分后，由于外祖母已去世，不会有任何物质上的补助，但“就为了一个光荣的‘名分’，我也要坚持下去”。（株洲日报/株洲新闻网）